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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225111 · #23 (**permalink**) 23-09-2008, 12:26 PM

拣回来的乞丐母女(三)

　　周彩告诉记者，平日用的碗筷都是别人的，被子被妈妈尿得满是尿躁昧，带去新房子不好，到了安义找别人要床旧被子。

剩下的衣服都是妈妈的，都有洗不净的尿臊味。周彩说：“你以为我想要饭？我虽然有孩子，可是一个女人，找份工作就能养活孩子。

我跟着我妈妈一起要饭，还不是因为我妈妈有病，身边时刻需要人，做孩子的怎么能不照顾自己的妈妈？

我们怎么会不想去安义呢？有房子住，不用要饭，做点事养活自己和妈妈，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多好啊。”周彩悄悄跟妈妈商量，她们要养母鸡，下多多的蛋，可以卖，还可以自己吃。

　　讨价•还价•置家

　　中午时分，把周玉玲一家送到安义新家之后，来不及问她们对新房子的印象，马不停蹄地和刘先生派来的前来接应的宋先生去镇上买生活家居用品。

从油、盐、米、刀、锅、灶碗到床、被子、桌椅、扫帚、热水瓶、打火机等等，甚至洗衣的刷子都买了。

　　为给周玉玲一家多留些钱，记者货比三家，跟杂货店的老板“斤斤计较”，8块钱一个的桶“砍”到7块，2 块5一个的脸盆“砍”到3元两个，6毛钱一个的碗“砍”到5毛，每一样东西都要砍价，4个打火机还是要求店老板免费送的。

　　把买好的东西往家里一放，周玉玲母女笑眯眯地端起这个瞧瞧，提起那个看看，一家人坐在竹床上，环顾四周，最后抬头看着天花板正转得欢的吊扇，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属于她们的。记者第一次从周玉玲嘴里听到两个字：“谢谢！”

　　院子•女人•摇井

　　宋先生按刘先生的意思把院子和房间清理一遍，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院子里的荒草被喷上了除草剂，墙角的井四围铺上了水泥，树底下的灌木被伐倒了，过几天就可以当作柴烧。做这一切的宋先生像刘先生一样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字，只愿周玉玲一家能过得好。

　　宋先生还说出了刘先生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在此之前，房子里放满了刘先生一位朋友的物品，刘先生决定把房子借给周玉玲居住之后，是这么跟他朋友说的：“对不起，我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因为特殊原因要住到这里来，你能让出来让她住吗？

”刘先生还交待宋先生，以前装的防盗门不够牢固，过些天装个新的。

　　家居生活用品买来后，周玉玲立即提上桶子去打水，穿过院子时，她说：“院子里、山上有好多柴禾，都可以捡来烧饭，不怕没饭吃。

”摇井旁边，周玉玲像一个农家妇女抓住摇柄，一上一下，动作娴熟，表情宁静、安详，那个画面，真像一段失而复得的乡谣。
　　
　　没有见报的真相：两天后，主任对我说：“小石，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激动啊，刚刚有读者打电话给我，说周玉玲又回到了南昌讨钱，还在百货大楼一带。”

　　我没有跳起来，也没有激动得失态骂粗话，我落泪了，我想起了半个月来为乞丐母女东奔西走的心酸，我想起了顶着烈日从街头到街尾为乞丐母女挑选家具的辛苦，我委屈啊。其它的记者轻松极了，每天写一两篇几百字的通讯稿，其中很多都是传真稿，根本不需要亲自跑一趟，不时还能参加新闻发布会，参加新闻发布会不但有车接送，还有红包拿。

而我，不但没有红包没有车接送，还得天天跟踪不停漏尿的周玉玲，为不伤她的自尊，闻着她浓烈的尿臊味，还得装出一副没闻到的样子，还得跟她一块儿吃饭。

　　其实在接她去新居的那天，我就知道她不可能长住。

那天一大早我赶到她住的地方时，除了看到周玉玲没有做任何搬家的准备，还看到她女儿睡在楼下一个40多岁的捡破烂的瘸腿的男人床上，我气极了，问周彩跟那个男人什么关系，周彩说：“我跟他没什么关系，我也没有跟他睡一块儿，我儿子想看电视，我就带他来看电视。”

　　周彩明显在撒谎，她的儿子才一两岁，怎么可能想看电视，就算是想看电视也不可能大清早躺在一个男人的床上看电视。

我打电话给主任告诉他我看到的一切，并告诉他，当我问周玉玲到底想不想搬家时，周玉玲说随便，我向主任提出不要送乞丐母女去新居。

主任说：“那怎么行呢？报道都见报了，义卖也举行了，如果不送她们去新居，报道没法收场。”

　　想想也是，我只好忍气吞声劝周玉玲收拾东西。我知道周玉玲只是应付我，因为我告诉她。

到新居后，我才能把募捐的几千块钱给她。我心想我仁至义尽，她实在不愿自食其力，我也没办法。可我万万没想到，她只在“新家”呆了两天，吃光了临走时给她买的饼干方便面就回到了南昌重操旧业。

她实在太不争气了，我还想着休息两天就到医院活动活动，找家医院为周玉玲免费治病。

　　周玉玲回到南昌后，我的情绪陷入了低谷，唉声叹乞中充满了挫败感。我害怕听到“乞丐”两个字，谁跟我提到乞丐，我就心烦。

平时碰到乞丐，即使知道是职业乞丐，我也会扔个五毛、一块。可是自从周玉玲回南昌后，我看到乞丐，别说发善心扔几个钱，连看都不愿多看一眼，恨不得把乞丐要钱的碗一脚踹飞。

　　有同事建议我去见见乞丐母女，问问她们为什么这么快就回到了南昌。

我没有去，我怕去了忍不住骂她们，有一次实在没法避免要经过她们讨钱的百货大楼门口，老远我就看到被捆成蚱蜢的几个乞丐孩子，周玉玲、周彩仍旧穿着我第一次接触她们的时穿的衣裳，我立即走到街的对面，不愿意从她们身边经过。

　　一个星期后，浙江卫视的两位记者到南昌来拍乞丐母女，他们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拍的时候换了一个角度，从我的角度，也就是一个记者如何帮助乞丐母女的角度。

我带着电视台的记者到了我为帮助周玉玲一家去过的许多地方：新家、丰城、乞丐母女平时要钱的地方及她们的住处。

　　自然我又见了到乞丐母女，我问了她们为什么回到南昌，得到的回答是：周彩快生了，提水很不方便，一怕摔着，二怕生孩子找不到人。

我没有揭穿她们回南昌的真正目的，只是冷冷哼了一声。

我觉得她们非常可笑，暂时到墙外面提水的原因当天我就解释了，院子里的井水刚放了消毒剂，过半个月就能喝了。

更可笑的是，周玉玲怕生孩子找不到人，院子隔壁是学校，学校隔壁是乡里的卫生院，卫生院隔壁是派出所，从院子到派出所不到两百米的距离，周玉玲竟然说怕生孩子找不到人。

　　周玉玲的邻居告诉我，周玉玲回来后，他们问她为什么回来，周玉玲说报社的人把她们送到了山上，下山提水很不方便。

他们又问报社给了她多少钱，周玉玲告诉所有的邻居，报社只给了她几块钱。我没有向周玉玲的邻居做正面解释，我只反问了两句话：希望村的派出所、卫生院、学校可能建在山上吗？报社可能只募捐到几块钱吗？

　　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她们的时候，我回避了，我不愿意听她们说一个字。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半个月后，正当我不再那么讨厌乞丐的时候，市公安局的警察找到我，说是某副省长在有关乞丐母女的报道上作了批示，一定要查出是谁强奸了乞丐母女。

我兴冲冲地带着警察去了乞丐母女的住处，如果能查出谁强奸了乞丐母女也算是件好事。

警察在楼上向周玉玲了解情况的时候，我回避了，在楼下和周彩聊天，周彩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姐姐，你以前劝我把孩子打掉，我没有听你的，我现在想通了，我有一个孩子就够了，两个孩子我养不活，一个孩子我可以好好地抚养。

这肚里的孩子是坏人的，我干嘛要留着它，我要把孩子打掉。”我心里虽然仍然有气，但看周彩这么说，心软了，我说：“你想通了就好啊，过两天，我到医院联系一下，给你做人流手术，钱方面不用你操心。”

　　就是这个时候，周彩还在骗我她肚里的孩子是被人在八一公园强奸怀上的。

警察向周彩了解情况时，我跟了上去，这才知道周彩的第一个儿子是和一个男人自愿生下的，那个男人因盗窃至今仍在监狱，周彩肚子里的孩子是那个瘸腿男人的，（前段时间瘸腿男人和周彩闹翻了，瘸腿男人不愿对周彩肚里的孩子负责），周玉玲的女儿橹橹是捡来的。

得知真相后，我不顾警察的阻拦，冲到周玉玲母女面前吼问：你们为什么骗我？你们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啊？

　　周玉玲没有吭声，一旁的警察担心我情绪失控动手打人，把我拉到一边说：“她刚刚讲了，是为了搏取同情，石记者，你也不要太生气，她们也没办法，不撒谎不装可怜，讨不到钱。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我刚才也问她了，给了房子，又为她们争取了低保、救助，为什么不好好在安义生活，又跑到南昌来要钱，你猜周玉玲怎么说，她说我又不会做事，几口人才几百块钱，怎么活下去？

难道叫我饿死？石记者，乞丐的劣根性是你无法想象的，像周玉玲这样的，每个月在南昌能要到1500块钱以上，在安义，才几百块，还要干活，当然不如当乞丐舒服。

你同情她们帮助她们没有错，惟一的不妥的地方，就是没有把她们的情况调查清楚。”

　　下楼的时候，周彩跟在后面追问：“姐姐，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医院？”我头也不回甩下一句：“问我干什么，你找警察去。”

　　接下的打击是预料之中的也是沉痛的，《都市消费报》被宣传部严厉通报批评做假新闻，乞丐母女事件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其它报社的记者见到我总要问怎么回事，我真是丢尽了脸。

　　虽然社长、主任没有批评我，还几次找我谈话，说这不是我故意做假新闻，要我放下包袱，千万不要因此而缩手缩脚，但是领导的“宽容”令我无地自容，我宁愿他们骂我一顿还来得爽快。

　　此时我做记者才8个月，很多资深记者告诉我，并不是所有看上可怜的人都值得帮助。像周玉玲那样的女人，今天的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别人或者社会造成的，她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而且是主要的责任，如果她的性格不是过于倔强，不烧房子不跳楼，姿色不错的她就是跟丈夫离婚，也不至于落到如此田地。

To be Continued